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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是否貨幣的新解

發布日期:2010/09/19 文章作者:中國青年報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姜奇平
 

  虛擬貨幣是不是貨幣?這已經爭論了多年,書都出了好幾本,我本人也在《后現代經濟》一書中專題分析過。個人以為,現在已沒必要再糾纏于技術性細節,而需要一個宏觀的說法。
 

  我認為,虛擬貨幣不是貨幣。但不是貨幣,是什么呢?我提出一種新的宏觀上的解釋:正如貨幣是制造業發展到中介杠桿階段的制度創新,虛擬貨幣是服務業發展到中介杠桿階段的制度創新。
 

  中國“十二五”時期,大形勢是從制造業向服務業升級,服務業將不再是赤手空拳的服務業,而需要以中介為杠桿進行倍增和放大,虛擬貨幣就是信息服務業的倍增器和放大器。支持它,還是限制它,最好放在發展現代服務業這個局中掂量,而不是放在金融這個局中掂量。
 

  貨幣古已有之,說它是制造業發展到中介杠桿階段的制度創新,是特指工業化從產業資本階段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后,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開始扮演杠桿角色。在工業化的歷史上,金融資本和貨幣政策成為工業發展的倍增器和放大器,歐洲人在這方面為人類作出了貢獻,其經濟領先地位也得益于這種制度創新。
 

  從這個獨特角度看,今天的虛擬貨幣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從實踐發展來看,包括Q幣在內的許多虛擬貨幣,是在支付條件、信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為發展所在領域信息服務,而創造的中介物,隨著發展逐漸顯示出對信息增值服務還有倍增和放大的杠桿作用。
 

  由此可見,貨幣與虛擬貨幣產生的歷史背景各異。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型,在中介上表現為貨幣杠桿向信息杠桿的權力轉移,虛擬貨幣一開始就不是為制造業和工業化服務的,它應歸于服務業和信息化的大范疇內,這是它不應被視為貨幣、不應納入貨幣政策直接管理的歷史原因。
 

  由于中美支付、信用條件的差異,虛擬貨幣得以在中國陰差陽錯地產生。事后看,反而是件有利的事。因為如果按美國那樣,基于信用卡等金融工具作為信息服務的中介,早晚還要有個將信用卡再轉化為“金融-信息”混合中介(如將來的網上支付、移動支付形態)的再信息化過程。美國現在就要在網上支付中補這個課。中國產生虛擬貨幣這種制度創新,意義是非凡的。正如金融資本和貨幣杠桿在歐洲首先成熟是歐洲之福一樣,虛擬貨幣發育得當,也會成為中國之福。它恰好可以為將來服務業的高級化(從赤手空拳的服務業轉向基于信息平臺的服務業)提供倍增和放大機制,有利于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反觀人們在“虛擬貨幣是否貨幣”的爭論中反映出的擔心,實際帶有錯位成分。
 

  相關部門擔心的是貨幣主權受到挑戰,金融搞亂了,引發社會性問題。實際是把金融中介工具與信息中介工具、貨幣杠桿與信息杠桿混為一談了。我認為,只要央行控制住貨幣量(M)和貨幣價格(V),虛擬貨幣引發通貨膨脹就是子虛烏有的事。虛擬貨幣確實存在風險,但不是貨幣類型的風險,而是信息服務的風險(例如原來購買一座虛擬城堡的虛擬貨幣過些日子只夠買一把戰斧了)。
 

  我以為,最不可取的,是采用行政許可限制虛擬貨幣杠桿業務,因為干預的結果必然與倍增、放大服務業的方向相反,與經濟轉型的宏觀方向背道而馳。相關部門該管的是信息服務市場失靈,也就是發行虛擬貨幣的“裁判員”出問題了。因此重心只在于最后一句話:如果發行虛擬貨幣的企業倒閉了,必須保證向持有虛擬貨幣的顧客兌現回原值。這一點現在相關部門做得是對的。如果要進一步監管,而且管得好一些,應圍繞這個核心,降低服務市場風險,方向是鼓勵建立衍生的信息杠桿風險規避市場,對其信息機制的透明化進行嚴格監管,意在讓消費者看清虛擬貨幣整體風險的量值,即完善顯示信息流通速度(H值,即虛擬貨幣價格水平)的市場機制。
 

  但無論如何應注意到,信息杠桿不同于貨幣杠桿,主權不在央行,而是分散決策的,這是發展現代服務業與發展傳統制造業在杠桿機制上的根本不同。這并不涉及對央行貨幣主權的挑戰。道理很簡單,央行對半信息決定的股市上的流通速度(股指)都不可能直接決定而只能間接影響,怎么能指望央行的貨幣主權延伸到純信息的信用中介流通速度上來呢?
 

  歸納一下,貨幣主要是工業時代發展制造業的發展杠桿,央行的貨幣主權源于工業化的集中決策模式;虛擬貨幣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杠桿,服務業的網絡化將引入分散決策模式。著眼于中國向現代信息服務業升級的大局,要求中介杠桿從政府治理向與社會分散治理結合的方向發展。
 

  因此,我們不應技術性、學理性地將虛擬貨幣納入貨幣,陷入用傳統集中模式發展未來多元化信息增值服務業的誤區。
 

(責任編輯: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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